1951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先分配在成都龙潭寺参加土改，返校后随即服从组织统一分配到了农业部重庆北碚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踏入了人生第一步。当时人还很年轻，作为一个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新生力量，得到单位党组织的关怀，并抱以厚望。但对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工作刚起步，单位党组织不仅从政治上关心，50年代初在学校入团，又在工作单位入了党，在生活上、个人问题上组织也十分关心，在业务上更是尽心培养。记得当时单位所长赵利群（赵利群：西南农科所所长、书记，解放后任绵阳专区专员，解放前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90年代去世，）出差北京，也关心我的成长。他得知苏联专家第一次来北京主讲和平利用原子能，当时国内还是很新鲜的课题。没有一点基础，就争取了一个名额通知我专程去北京参加。全西南地区仅我一人参加了这次报告会，所以在返回重庆时，就得到西南农学院的邀请，作了传达报告。后来，在这方面我也自学了有关同位素在农业、生物学上应用的知识。1958年我调到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党组织又派我和陈玉谷、高宝莼同志去了北京，参加了原子能研究所举办的原子能学习班学习。为迎接和平利用原子能高潮的到来，成都生物所还一度建立了生物物理研究室，开展了同位素在农业、生物学上的应用研究。

1956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原单位推选我出席了重庆市召开的向科学进军青年积极份子动员大会。我因开展固氮细菌的研究，以城市垃圾为原料的细菌肥首次在重庆市肥料厂生产，受到表彰。58年初西南农科所党组织还计划送我去苏联深造，正在备考期间，突然又得到通知，出国不去了，另有新任务。后得知是在那个大跃进年代，科学院也有一个大发展，就是各地区要成立科学分院，我留在了四川，原单位迁云南。我和水稻专家李世勋等七位原单位同志首批到科分院报到，并得到马识途院长亲自接见，感到这是党的召唤，责任会更加重大，工作上应更好报答党的培养。

当时，科学院提出地方研究所的办所方针，首先要为“两当”服务。两当即当时、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我接受了国家12年学科规划中关于泸型酒的研究课题。初到四川泸州曲酒厂，经实地考查，认识到酿酒老窖是微生物特殊生态系统，这是有理论，又有实际生产价值的大课题，研究工作得先易后难，面向生产以任务带学科进行分步研究。第一步以应用着手，分离筛选酵母、霉菌的高效菌株用于生产，以节约粮食为目的，采取减少用曲量。小麦被认为是细粮，高粱为粗粮，为节约细粮起见，作了减曲的试验。原生产工艺用曲量为用粮量的20%。试验作了不减曲和减曲的对比。减曲者仅用10%的曲，以千分之一的散曲（即微生物菌曲）代替10%的用曲量，试验结果减曲者达到原二曲窖的二曲出酒水平，质量不变，产量有所提高。该项成果引起厂和所领导的重视。生物所黄国英所长带领所内各部门负责同志前来验收成果，对研究人员表示慰问，鼓励和表扬。黄所长用个人的钱请我们蹲点的同志和随行人员，到泸州市一餐厅吃了鱼席一餐，很是高兴。试验成果推广，受到车间工人欢迎，在全厂面槽上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时逢科学院提出向党献礼任务，特别要求新建地方所拿出成果鉴定。为了赶上向党献礼，我赶写研究成果报告。因时间紧、任务重，不分白天黑夜感谢，终于按时拿出试验报告三篇，送到科学院展出，受到院党组的表扬，为我所争得了荣耀。论文在90年代广州召开的全国节粮学术会议上作了大会报告，又在酿酒科技刊物上发表。这次响应党的号召，向党献礼，按时完成了任务，在我心中也有说不出的喜悦。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为不辜负党的培养，尽了自己的努力。这是60年代的一次记忆，时隔半个世纪的事了。我现在已到了85岁的高龄，身体尚健，力争在90岁之前再为中国白酒发展，泸型酒生产上台阶再作一点贡献，向党献礼。我将永远跟党走，生命不息，永不停步，现以本文献给党的90周年，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