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决定出版这本穿越百年时空新老照片对比的书，还得从我半个世纪的植物学研究经历说起。1960年，我从学校毕业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从最初跟着老师采集和认知植物开始，就知道有一个叫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的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在20世纪初期曾多次到中国收集植物品种。在我们研究所里，有一套3册的《威尔逊植物志》（Plantas Wilsonianae），是我见到的有关他在中国收集植物的著作。

1989年至2004年，我参加了与威尔逊曾经工作过的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在四川进行的植物合作研究，使我有更多机会了解他到中国的这段历史。1997年，来四川访问的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的朋友送了一本刚出版的书给钟盛先研究员，当我见到书名《Chinese Wilson》（中国的威尔逊）时，一下子对给予威尔逊的这个特殊称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书中收集了一些威尔逊当年在中国西部拍摄的老照片，我很激动照片上的大多数地方我都曾经去过。然而，望着照片上的影像，我努力搜寻着脑海中的实地记忆，不禁感慨百年光阴的荏苒，那些地方既是那么熟悉，又显得那么陌生。

2004年9月，丘园的托尼.柯克汉姆（Tony Kirkham）和温莎植物园的马克.弗拉纳根（Mark Flanagan）先生来四川考察，带来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威尔逊拍摄的老照片。他俩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找到老照片拍摄的地方。当我们経过艰难跋涉，到达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当年老照片拍摄的地点时，我看见这些英国同行的脸上洋溢着崇敬和激动的表情。他们举起手中的相机，从不同角度一次次按下快门，随后竟发呆般凝望着拍摄的地方，直到暮色降临还不愿离去。那次考察结束时，他俩告诉我们，他们还将专程来四川，重走“威尔逊之路”。不久，他们又寄来了更多的资料和老照片。

2006年6月，托尼和马克如约再次来到四川。这一次，我们从成都出发，经乐山、洪雅俩市县，先后到达位于四川西部的泸定、康定、丹巴、小金、茂县、汶川、松潘以及绵竹、北川、平武等地，找到了20多张老照片的原拍摄地点，并在同一拍摄位置进行了重拍。从新老照片的对比中，我看到了中国西部百年时空的微妙变化：有的河流悄悄改道，有的山体明显下滑；一些曾经的荒山秃岭披上绿装，一些茂密的森林却变成灌丛；路边的古树有的依旧高大茂盛，有的却已衰老甚至死亡；凸凹不平的茶马古道建成宽阔的公路，装满货物的汽车代替负重如山的苦力；坚固的石桥代替摇摇欲坠的竹索桥，破烂不堪的小镇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岷江边衣衫褴褛留着长辫的小贩和居民，早已被穿着时髦的藏、羌、汉族儿女取代……，唯一看不出变化的，就是老照片上花卉植物的形态和那高耸入云的雪山，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中国西部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吗！

这些照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迪，我决定收集更多威尔逊拍摄的老照片，并追寻原址进行重拍，捕捉百年时空的苍桑变换。北京中国人类生态学会的张小艾博士，从网上买到一本威尔逊的著作《China, Mother of Gardens》（中国—园林之母）。当她把这本1929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发行的精装书带给我时，我发现这本70多年前出版并几经转手的老书，竟然被它的几代主人保存得十分完好，在书中又看到很多百年前的老照片。2006年，我从威尔逊工作过的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网站上得到更多老照片。2007年，“友多旅游文化营销传播有限公司”的周小林先生，把他多年来通过国外朋友收集的近千张老照片，也全部无偿提供给我。

在这些老照片中，有半数以上拍摄的仅仅只是几棵树木、几株花卉、几只猎物、几间拍摄地点不详的房屋以及一些不知姓名的人物，想要重新找到几乎不可能。新老照片的对比震撼，只能从余下的400多张有明显地形背景和较为准确拍摄地点的照片中去寻找了。就算这样，寻找过程也非一帆风顺。首先是考察路上的诸多艰辛，当年威尔逊遭遇到的暴雨、洪水、风雪、泥石流、崩塌等自然灾害我也同样经历，有时一个地点不得不往返几次。最困难莫过于拍摄地点的确定，最初我通过老照片中记载的县、乡地名来确定，然而，事情并非如我想象那样简单，有的老照片拍摄地点标注的范围太大，只标明了县名或河流名。其次，当年威尔逊的翻译是一个香港人，中国四川和湖北的方言，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互换，再经过中国香港的粤语翻译成英语，加之英语国际音标与韦氏音标的发音差异，使得照片上记载的地名，早已和原地名相差甚远。此外，百年来中国西部的地名和行政区域又几经变更，因此，要想准确找到老照片的拍摄地点并非易事。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决定首先详细研究威尔逊的有关著作，再对照老照片的编号、地点、时间、海拔等因素进行分类。这样效率虽有所提高，但困难仍不少。有的因为老照片上写错了拍摄地点，需反复向当地人核实；有的由于当年的茶马古道和盐道早已荒芜，要想重走一次已不可能；还有的是由于地质灾害或是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改变了原拍摄点的地形，明明确定了的地点，到了现场却怎么也找不到，就好像是威尔逊和我在捉谜藏。然而就是这一藏一捉，时间便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有时不得不登上陡峭的悬崖或爬上当地人住房的屋顶、攀上枝干摇晃的大树或乘上随时都有可能倾覆的小船，才能寻找到一个准确的拍摄点。由于天气原因，也耽误了不少时间，往往是找到拍摄地点，偏偏天公不作美，等上数日也无法工作，只好悻然离开。直到2007年以后，在四川、湖北、重庆三省市有关部门帮助下，我的工作效率才真正有了很大提高。

交通是我面临的又一难题。当年威尔逊到中国时，交通条件十分落后，他购买了一部专用的轿椅，但自己却很少乘坐，考察工作几乎全靠步行。百年过去了，西部地区交通有了很大改善，大多数地方为可以依靠汽车代步。但是，在他当年经过的茶马古道和盐道上，一部分地区仍旧不通公路，便依靠骑马或乘船。由于西部高山区地质条件极不稳定，地质灾害频繁，一遇塌方汽车便不能通行，有时我不得不去搭乘当地边远农村一种特有的交通工具—“三无牌摩的”（无生产厂家、无车牌、无运输执照的摩托车）。如果连“摩的”都没有，就只能和威尔逊一样，依靠自己的两条腿了。同样是步行，但艰苦却不尽相同，威尔逊第一次到中国时只有23岁，而我却步履蹒跚，早已过了花甲之年。然而，困难和艰苦中又蕴藏着太多的快乐和成就感，每当我找到一处原拍摄地点，用食指按下快门的“咔嚓”一瞬间，我仿佛沿着时光隧道，穿越了这段百年时光，同威尔逊交流着照片拍摄的体会，感叹一个世纪的变迁。其中那微妙的情愫，恐怕除我自己外，任何人体会体会，一切艰辛，都被抛到九霄云外。特别是当我看到当地群众对老照片奔走相告的热情和对我拍摄助一臂之力的诚挚让我十分感动，他们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历史的尊重，更激励着我去完成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还有一大困难是经费。工作初期，由于无法申请到相应的科研项目，所有经费都需个人设法筹集。直到2007年，我得到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生态脆弱区世界遗产地生态保育与管理模式”课题和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岷江上游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过程与恢复”项目的部分资助，通过对新老照片的对比，研究景观生态的变化，为世界遗产地的保育管理和岷江上游的恢复重建提供参考。四川省旅游局也对考察工作给予支持，希望通过沿途旅游资源的调研，开发出特殊的生态旅游线路。

回想起来，从1997年开始筹备这项工作，到2004年正式开始拍摄第一张照片，已经整整过去7年。自2004年开始到2009年结束拍摄工作，转眼又过去5年。5年里，我沿着威尔逊走过的路线，四下湖北、重庆，十多次深入四川省西部和南部，一处一处寻找，一张一张拍摄，最终得以完成这项工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又将是中国西部大开发10周年，中国西部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收集的250组对比的新老照片，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种变化，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先后实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荒山造林和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保护工程，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的开展，使往日贫穷落后的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从对比照片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百年来，直至今天，为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惜牺牲环境的行为在一些地区还时有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我希望通过这些对比照片，让读者从一个侧面去研究和思考，警示我们今后的行为应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2008年，中国遭受了千年不遇的8.0级“汶川特大地震”，位于震中的龙门山地区，瞬间地动山摇、河川巨变，大自然的严酷和威力让人类震惊。这一地区刚好又是老照片最集中的地方，2004年～2007年期间，我曾在这里拍摄。为留下震后影像以便和震前影像对比，2008年下半年我再次前往地震后的重灾区拍摄。读者可以从这些照片对比中，清楚看到汶川地震对山河的巨大改变，以及灾后重建和生态修复的艰难。同样，2008年三峡大坝蓄水从145米上升到175米，2009年我又再次前往万州等地补拍，用对比照片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

一张照片，记录一段逝去的历史；一张照片，讲述一个难忘的故事；一张照片，开启一道记忆的闸门；一张照片，预测一片未来的天地。新老照片对比显示的时空变化，正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忧患迈步走向民族复兴的这段历史缩影，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些照片，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当今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感正在被高科技无情瓦解，当人们分享高科技带来方便的同时，却又留恋那些已经和正在消失的传统，这不仅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困惑，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情感潮流。随着人们“怀旧”时尚的兴起，那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如烟往事，却又散发出一种特殊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当今社会还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一部分人的物欲不止、贪婪无限，为追求最大化的财富和享乐，恣意地掠夺自然资源。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无节制增加，造成森林减少、水土流失、草原沙化、全球气温升高、环境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环境和社会问题，值得全人类正视和解决。

“那些不能忘记的过去，是对未来最好的向导”，这是前《明镜周刊》著名记者蒂查罗.特查尼（Tiziano Terzani）说过的一句名言。作为一个生态学工作者，我希望通过对历史和当代生态学的研究，探索未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趋势；更希望通过这些照片，在帮助我们寻找尘封往事、感受中国百年变迁的同时，唤起我们对历史应有的尊重和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人类应该和大自然和谐共处，当代人对子孙后代的延续发展应该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