湍蛙属Amolops Cope, 1865隶属于两栖纲Amphibia、无尾目Anura、蛙科Ranidae，包含约70个物种，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南翼、东南亚和我国南方等地区，通常栖息于山区和丘陵的溪流环境里。 

　　我国山湍蛙种组物种的分布区 

 研究1. 崇安湍蛙复合种分类厘定及新种描述 

 崇安湍蛙Amolops chunganensis最初由美国学者Pope依据福建武夷山挂墩标本于1929年命名，刘承钊先生于1940年将其报道于四川峨眉山、雅安等地，并于1941年主要依据峨眉山的研究发表了崇安湍蛙生活史报道。该物种随后又被陆续报道于安徽、重庆、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陕西、云南和浙江等地。基于分子系统学研究结果，崇安湍蛙被认为是一个复合种，包含至少3个物种，有待进行分类厘定。 

　　湍蛙属部分物种的分子系统树，其中红色竖线标注的为新种钊琴湍蛙所在支系 

 为了解决崇安湍蛙复合种的分类学问题，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李家堂研究员团队与中山大学等单位合作，综合分子系统学和形态学等证据，（1）厘定了崇安湍蛙分类地位，依据地模标本对崇安湍蛙进行再描述，并复核其现有分布区；（2）认为湖北省房县的种群应为一新种，但目前由于标本缺乏，暂未描述；（3）将四川盆地周缘地区分布的隐存种描述为新种——钊琴湍蛙Amolops chaochin，模式产地为成都市崇州鸡冠山，已知分布区包括四川成都（崇州、大邑）、乐山（峨眉）、雅安（天全）、绵阳（安县），以及贵州（毕节）和甘肃（文县）。 

　　钊琴湍蛙的生活时照片 

　　刘承钊院士（1900~1976）和胡淑琴研究员（1914~1992） 

 该新种的种本名“chaochin”是用刘承钊院士（Ch’eng-Chao Liu）及其夫人胡淑琴研究员（Shu-Chin Hu）名字的末尾词合并而成（chao+chin），以此向两位先生表达敬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先生带领东吴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从苏州经湖州、芜湖、武汉、重庆等地西迁，历尽艰辛，于1938年1月到达成都。随后刘先生带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等地区开展两栖爬行动物采集和研究，他在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中曾写道：“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体现出他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热爱，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刘先生伉俪的墓志铭。刘先生于1938-1940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峨眉山研究崇安湍蛙（现为钊琴湍蛙）生活史，并于1941年发表，当年前辈们所采集的包括钊琴湍蛙在内的大部分标本，历经80年岁月，如今仍完好地保存于成都生物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刘先生与胡先生于1964-1965年参与筹建了成都生物所的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并由胡先生担任主任，此后研究团队逐渐壮大。刘先生与胡先生为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人才队伍建设、区系调查和分类学研究等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值得后辈敬仰和铭记。 

　　刘承钊院士于1940年在峨眉山采集的钊琴湍蛙标本，至今仍完好地保存于标本馆 

　　刘承钊院士1940年的标本采集记录 

 研究2. 湍蛙属种组划分的修订与整理 

 由于湍蛙属所含物种较多、分布范围较广，为便于开展分类学研究，湍蛙属此前被划分为8个种组，但已划分的种组并未包括属内所有物种，此外有一些种组的鉴别特征还存在混淆。 

 为了解决湍蛙属种组划分问题，本研究依据分子系统学和形态学数据，对湍蛙属已知的70个物种进行全面整理，将其修订为10个种组，其中包括建立2个新种组；提供了10个种组的鉴别特征、所辖物种和划分依据；提供湍蛙属种组检索表，以及我国山湍蛙种组的物种检索表。 

 研究意义 

 本研究基本厘清了崇安湍蛙复合种的分类问题，确认了狭义崇安湍蛙的形态特征及分布区等；描述了四川盆地周缘地区湍蛙属隐存新种——钊琴湍蛙；全面修订和整理了湍蛙属种组划分。本研究为后续开展湍蛙属分类学和系统学等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以“Taxonomic revision of Amolops chunganensis (Pope, 1929) (Amphibia: Anura) and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with discussion on Amolops monticola group and assignment of species groups of the genus Amolops”为题，在线发表于动物学著名期刊Zoological Research, 2021, 42(5): 574？591。

 该论文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蒋珂，任金龙、王丹、王增、吕可参与了工作，合作作者还有吕植桐（中山大学）、巫嘉伟（西南山地），通讯作者为李家堂研究员。在野外工作、样品和标本方面得到了王跃招研究员、王英永教授、王斌副研究员以及吴威、李鑫雨、曾昭驰、周佳俊、侯勉等同仁的支持与帮助。本研究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中国科学院战略生物资源能力建设等项目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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